在当前深刻变革和复杂调整的国际政治与经济形势下，大国博弈的核心是争夺地球资源及其控制权。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导致全球资源配置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发生巨大变化以及不可预计的风险。关键矿产资源安全的问题不破除，中国的能源转型过程中将面临巨大隐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远目标更是无从谈起，开启新一轮战略性矿产国内“找矿行动”势在必行！

自然资源部再提战略性矿产资源重要性

近日，自然资源部部长王广华再度强调了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表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强重要能源、矿产资源国内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升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保障能力。

我国一些重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高，国际形势一旦出现变化，必然影响经济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对此，一方面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另一方面要未雨绸缪，做好特殊情况下的国内资源安全保障。

我们将突出紧缺和大宗战略性矿产，全面启动新一轮战略性矿产国内找矿行动。组织实施矿产地战略储备工程，增强战略性矿产资源长远保障能力。对生态保护红线内的矿产资源潜力区，国家投资进行重点勘探，用于战略储备。

完善社会资本投入勘查找矿的激励政策，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完善支持政策，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优先保障战略性矿产探矿权转采矿权用地需求。

发展新型能源体系是推动我国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战略选择。我们将研究出台政策，引导大型光伏发电项目使用戈壁、荒漠、荒滩等未利用地建设，推动海上光伏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引导海上风电向深远海布局。”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二十多天以来，自然资源部第二度对外强调战略性矿产资源的重要性，也是自2021年中央首次将矿产安全上升至国家战略之后，对矿产资源保障的直接部署，具有较强的指向意义。

什么是战略性关键矿产

想要弄清楚战略性关键矿产的价值，首先就要明白它代表着什么。

“关键矿产”一词，21世纪之初，相应概念高频出现在美、日、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文件和智库报告之中，特别是美国，在特朗普和拜登两任总统共计六年时间内，先后签发四次总统令，强化关键矿产的安全问题，足见其价值和意义非同小可。

而我国对于这个词汇的认识和定义，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认识和定义的时间相对较晚。相比英美等国自上个世纪开始的相关布局，我国在2016年发布全国矿产资源规划中，才首次对战略性关键矿产进行定义，并在2018年才正式推出了《新时代中国战略性关键矿产目录厘定》。

其次，在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定义中，关键矿产的界定综合考量了国防安全、经济重要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特别是相关矿产是否会存在供应风险的问题。而在我国的相关概念界定中，更注重其经济重要性和产业发展支撑性，对供应风险的考虑并不突出。

具体来看，中国列为战略性关键矿产的资源品种有21种：铬、铜、钴、锂、铍、铌、钽、锆、硒、铼、钒、钨、锑、镓、锗、铟、稀土、石墨、石油、铀和天然气。其中，既有我国储量产量极为充沛的稀土、钨、锡、钼、锑等资源，又有我国供应风险较大的石油、天然气、铀、铁、锂和钴等资源。

对于中国来说，供应充足的矿产品种，是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需要予以保护和支持；另一方面，石油、天然气、铁等大宗商品被列入其中，意味着这些资源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具备相当大的支撑作用，具有战略性价值。

对发展的支持超过对安全的顾虑，成为过去多年以来，中国对战略性关键矿产主要的认识逻辑。如今，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迈入了现代化的关键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的重要性在增加。

以《中国制造2025》为例，如果把相应战略性新兴行业的矿产资源全部算上，不包括石油和天然气，我国的战略性关键矿产品种将超过30种。在这超过30种战略性关键矿产中，中美之间的重合度高达21种。

随着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竞争关系趋紧、国际政治环境多变和中国战略性新兴行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其中不少资源品种面临较大的供应紧缺风险，需要加以大力的开发和保障，开启新一轮战略性矿产国内“找矿行动”势在必行。

矿产资源的政治属性

矿产资源的地质、经济和环境属性客观上决定了各国在开发利用资源、促进本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时国家意志的定位以及全球资源理念与环境意识的形成。特别是矿产资源在地理和国家疆域中分布的客观性和局限性，以及各国和各种政治集团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需求和政治理念的差异性，使得资源成为人类历史上争夺与战争的根源。换而言之，矿产资源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政治属性。

矿产资源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全人类、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需要资源的全球配置，但是国家和政治集团的利益决定对资源的“实力控制”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社会现象和政治形态，在某种程度上是很难调和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越来越多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资源争夺空前激烈。此外，人类对环境治理以及环境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环境治理的必要性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之间产生了新的课题，即全球资源理念与环境理念问题。

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一直存在着冲突与战争，也存在着暂时的和解与合作。人类发展史相当大的篇幅是局部和世界范围的战争、战后新的政治格局和政治生态的形成以及这个平衡被打破后新的争夺与战争。这种现象和事实是被政治家们否认、粉饰、曲解的核心领域，这就为国际政治提出了严肃而又必须面对的问题。从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政治生态来看，资源争夺造成的国家之间和政治集团之间的争夺从来没有停止。

苏联解体后，一些加盟共和国与俄罗斯、欧美等国家的冲突，两伊战争和中东问题等，都直接起源于资源问题。许多在人权、民主等口号掩饰下的颜色革命以及暴力与非暴力冲突，也是源于资源争夺，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需要矿产资源。

中国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战略、资源全球化配置与国家利益和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地存在。中国对此需要有清醒的认识，为确保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防军工产业保持全球领先地位，需要安全可靠的原材料供应。

矿产资源的国际争夺态势

美国已将中国视为资源争夺的首要竞争对手，美国多任总统都明确指出，中国发展需要使用地球资源，这将并已经对美国继续保持高的消费水平和高的经济水平造成威胁和挑战。美国媒体大肆渲染，如果中国人像美国人那样消费矿产资源，３个地球也不够中国消费。

美国高度重视关键矿产供应安全，2008年以来已采取12项行动或措施，并将其提升为国家战略。从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能源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对关键矿产清单厘定开始：

2017年7月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评估和加强美国的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础与供应链弹性》（13806号）总统行政命令，要求评估原材料对制造业和国防工业的供应风险；

2017年12月20日，又签署了《关于确保关键矿产安全和可靠供应的联邦战略》（13817号）总统行政命令；

2018年５月18日，美国内政部公布35种关键矿产清单；

2018年９月，美国国防部发布《评估并强化美国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础与供应链弹性》报告；

2019年６月４日，美国商务部发布《确保关键矿产安全可靠供应的联邦战略》报告；

2019年６月11日，美国国务院发布《能源资源治理倡议》，建立能源关键矿产国际联盟；

2019年８月30日，美国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联合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2021年政府研发预算优先事项”备忘录，将关键矿产安全列入优先领域。

同时，美国积极将这个理念在五眼联盟以及欧洲国家推广。欧盟以及某些发达国家从2018年起，与美国同步推行矿产资源供应形势和发展趋势的研究及战略研讨，并提出了各自的应对方案。

2019年９月26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九国外长，进一步强化了十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联盟，并做出“遏制”中国和应对中国“反制”的双重准备。

据中国海关和美国地质调查数据，2014-2018年美国稀土资源累计进口量与累计消费量相差（23）×104t，推断近年来美国至少已经增加了一两年消费量的稀土储备。

同时，美国还推动了澳大利亚莱纳斯公司在美国建立新的稀土分离工厂，西拉资源公司建立新的石墨提纯工厂，以打破中国对这两种战略资源的掌握。

此外，美国主导的关键矿产国际联盟可能会成为对中国进行资源“遏制”的工具，不能排除美国说服更多资源供应国加入的可能性，一旦逼迫各国“选边站”，对中国资源、产业乃至于经济安全具有较大影响。

除此之外，美国和一些国家还加强了对中国从国外进口矿产资源必经的海洋运输路线与军事要塞的控制。中国境外矿产资源安全供应脆弱性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改善。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和南海（“两峡一海”）运输通道是中国资源进口的交通咽喉。

中国进口原油的70％以上，铁矿石、铝、锂、钴、镍等90％-99％的运输需经过“两峡一海”到达国内。一旦美国采取极端行动，中国境外资源运输通道将受制于人，对中国资源安全乃至经济安全造成冲击。模型测算表明，如果海上运输通道被封锁，中国石油、燃气、核燃料、天然气、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非金属矿物制品等很可能会减产，后果严重。

加快解除政策束缚

中国的矿产安全问题，实际上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程度。我国战略性矿产中，有21种依赖进口，12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超过70%。从整个中国矿业的产业链条来看，产品产量和价值集中于产业链中游的冶炼加工行业，产业链源头的资源端，和产业链末尾的回收利用端整体占比较小，导致整个产业链呈现出了“纺锤型”态势。

这种情况反映出，我国整个矿产产业链的发展极不均衡，产业链的上下游都存在着明显的堵点。特别是在资源端，由于长时间高强度的开发和利用，加上此前政策引导、环保政策等的影响，整个市场在资源端的投资低迷，影响了储量的增幅。

根据矿产资源研究所的统计，2011-2021年，我国探矿权数量从3.6万个减少至1.1万个，采矿权数量更是从10.1万个减少至3.6万个；2013至2021年，我国采矿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从1.46万亿元下降至1.1万亿元，多个关键矿产资源的下降幅度在10%至60%，在这种情况下，多个关键矿产品种的储量增幅明显下滑。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实现矿产的安全，就需要从产业链的薄弱处入手，先从政策开始解开对关键矿产资源的束缚，营造良好的环境促进企业的参与。

首先，在体制机制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干勇建议，应组建矿产资源咨询委员会，对矿产资源安全涉及的重大问题和政策措施开展调查研究，对国内外矿产资源发展进行跟踪和前瞻性研究，提出专业建议；同时，要促进研发模式创新。

其次，应进一步明确关键矿产的定义。“需要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核定我国关键矿产的种类。”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王安建表示，“需要综合考虑我国的资源禀赋，境外资源供应集中度、来源国稳定性、地缘政治取向、输运通道安全等因素，合理给出我国关键矿产的界定原则、分类。”

第三，应优化目前相关的政策措施。王安建建议，应减少环境保护和碳排放政策对国内矿产资源勘探的束缚，优化相关政策、简化审批程序、推动国内紧缺关键矿产勘查和开发，持续加强我国紧缺战略性关键矿产找矿、勘查力度。最后，加快推动相关重点工程及项目落地，应着力开展重点新材料研发及应用重大专项，开展二次资源供给体系构建与能力提升工程，设立矿产资源特区。“我们可以以云南、西藏、新疆、内蒙古为试点，设立矿产资源特区，实行‘矿业优先’。” 干勇指出。“应创造良好的矿业投资环境，鼓励企业在特区内进行资源勘查、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