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压舱石。而战略性矿产资源是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直接关乎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安全。在近期举办的一次矿业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运敏就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阐述了系列观点。

矿产资源是国民经济发展必需的基础原材料，既是民生的“饭碗”，又是工业的“饭碗”。数据显示，在人类所耗费的自然资源中，矿产资源占80％以上，地球上每人每年要耗费3吨的矿产资源。但总体而言，自然界的矿产资源是有限的，是满足不了人类发展需求的。矿产资源供给安全与否，能否满足发展的需求，这是任何时代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在分析我国关键矿产资源安全形势时，王运敏表示，影响矿产资源安全的因素主要有：国内外矿产资源的需求量、国内矿产资源的储量和海外权益矿情况、矿产资源生产供给情况等。

在分析国内外关键矿产资源的需求形势时，他认为，随着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以高新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世界以科技为核心的竞争，正在快速向支撑经济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关键原材料供应链扩展。随着原料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大国博弈的核心逐渐会聚焦于对矿产资源及其控制权的争夺。同时，随着绿色低碳革命在全球的推进，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的产业加速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的投资重心。锂、钴、镍等关键矿产资源的关键核心地位正在凸显，成为各国争夺的重点和资本追逐的焦点。

而关键矿产资源激烈竞争的背后，是强大的需求推动。

从全球范围看，清洁能源技术将成为推动战略性矿产资源需求增长的主要力量，需要大量的铜、铝、镍、锂、铬、锌、稀土元素、铂族金属等战略性矿产资源来支撑。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预测，到2040年，清洁能源技术对矿产的总需求将在既定政策情景下翻一番，在可持续发展情景下翻两番。电动汽车和蓄电池储能的利用将急速加大对战略性矿产的需求。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在可持续发展情景下，电动汽车销量在2040年将超过7000万辆，对战略性矿产资源的需求将增长近30倍，达到1180万吨。

王运敏表示，从国内情况看，随着新基建、内循环等的不断推进和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布局与发展，我国战略性矿产的需求未来十余年间将持续旺盛。未来，作为钢铁原料的铁矿石需求量巨大，预测2025年铁精矿需求将达到12亿吨，并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基本平稳。预测铜需求在2023年至2025年达到峰值，需求量将达到1300万~1500万吨，消费量将占全球铜消费总量的49%以上。

然而，从国内矿产资源的储量来看，我国只有少部分矿产储量优势明显，大部分矿产资源家底薄弱。除钨、钼等矿产外，我国油气、铁、铜、铝、镍等战略性矿产的资源储量占全球比重均低于20%。从数量对比来看，我国2/3以上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储量在全球均处于劣势地位。而铁、锰、铜、铝土矿、镍、钴等金属资源的人均资源拥有量远小于世界平均水平。

我国主要战略性金属矿产资源的品质差、分散，大矿少，矿石类型复杂，以贫矿为主，富矿很少，共（伴）生组分多，难采难选，开发利用难度大、成本高，在国际上缺乏竞争优势。“这也意味着，随着需求的不断增加，我国铁、铜等矿产资源的相对稀缺性指数越来越低。”王运敏表示。

据地质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自然资源安全与管理》数据显示，我国铁、铜、铝土、铅、锌、镍和锡的相对稀缺指数（指资源的拥有量占全球拥有量份额与该资源的消耗占全球消耗份额的比值，指数越小，意味着该资源更稀缺）从2000年到2018年都在下降。

近年来，我国提出了在新发展格局构建中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我国众多企业也随即加大了“走出去”的步伐。国内大中型企业获得了一些海外权益矿。2022年，我国海外权益矿产能约6290万吨。

在诸多矿产对外依存度较高的条件下，国内金属矿产品无法满足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这也决定了外部环境对我国资源供给产生着重要影响。而从我国矿产资源生产供给情况看，海外权益矿也尚不能有效满足国内的需求缺口。

王运敏表示，从目前情况看，满足必需的矿产资源供给还面临诸多问题。进口矿境外来源单一，运输通道受制于人。交通要道往往易受国际经济、地缘政治、局部冲突等影响。一旦海外资源断供，或运输通道受阻，我国的经济和国防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

王运敏认为，全球疫情及地缘政治危机强化了国际寡头对资源的垄断。全球疫情对全球资源供应能力产生了破坏，先后有36个国家或地区的276座矿山关停。大的国际矿业寡头趁机控制全球优质矿产资源，强化了垄断地位。根据全球矿业发展报告的数据，2022年底，全球50强矿业公司市值达到1.38万亿美元，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

同时，王运敏再次提醒要警惕资源民族主义倾向抬升资源获取的不确定性。

“由于矿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地域分布的极度不均衡性，资源民族主义倾向明显。一些资源所在国的资源开发政策正逐步转向，甚至单方面修改游戏规则，比如推翻原有合同、提高税收分成、限制外资持股比例、出于战略或经济等原因强制性要求对外国公司控股或参股等，给全球关键矿产的供应安全增加了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我国海外权益矿的供给。”王运敏说。

“依靠科学技术，提高战略金属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能力与水平，是提升国家资源供给保障能力的关键，是把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中的核心。”王运敏表示，改善资源供应状况，提高供给效率，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发展地、全面客观地看待矿产资源形势。随着科学技术和装备的进步，我国可开发利用的关键矿产资源潜力巨大。要通过科技创新提升已有的关键性矿产资源基地能力，实现资源高质量增效提产，全面创新新建基地的架构与开采模式，超前谋就储备基地的数量与规模，助推采矿业全面实现现代化，保证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以及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资源安全与能源安全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关键性矿产资源关乎未来高端产业发展的优先权和实现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原材料供给，因此在资源安全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当下，亟需将资源的地位提升到能源同等地位，划为单独的领域管理。”他建议，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实施差异化政策，鼓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矿业投资开发的热情。加大战略性矿产资源找矿勘查与开采力度，切实做到绿色开发，推动科技创新助推找矿、开采技术的重大突破，大幅提升保有资源量和重要矿产品产量，增强国内资源保障能力和自主可控能力。要强化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提高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扩大废钢、废铜、废镍、废钴等可回收资源的利用方面的空间。要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积极“走出去”，重点瞄准战略性矿产资源需求与布局，加快推进矿产资源国际合作，从外交、金融等方面给予支持，逐步探索全球化的经营模式，提升海外资源控制水平，扩大资源全球配置，提高海外权益矿拥有量。“要充分利用我国部分战略性矿产的完整产业链条优势、先进生产制造技术优势、庞大的市场需求优势，充分寻求不同国家、地区的资源开发利用合作，并通过与资源所在国的深度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推动实现关键性矿产资源进口的多样化。同时继续拓展包括管道运输、铁路运输、船舶海运等的多样化路径，降低资源的供给风险。”他表示。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军事等的大变革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不同矿种对国家的战略支撑也在发生变化。”他建议，要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定期进行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的更新，以便更精准地实施资源战略。同时，为应对局部战争和其他国际危机的需要，要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储备体系，保障我国经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