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特朗普政府于美国时间2月1日正式对加拿大、墨西哥、中国加征25%、25%、10%的关税,同时威胁将对欧盟同样加征。对中国加征节点早于3-6月预期,全面征收也高于此前仅面向重点行业的预期,同时也打击了产业通过墨西哥向美国的转口贸易。10%额外关税对应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中下游成品制造业,可能开始承受由薄盈转向亏损的风险。当前美方率先出牌,国内情绪焦点在于是否存在政策应对。市场情绪、产业影响、就业内需构成三道防线,对应股市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加码判断标准。10%关税可能不足以推动国内政策应急加码。新年度中国要稳增长、美国要稳财政,双方谈判极可能一波三折,市场预期犹如去年对美国深衰退与软着陆一般摇摆。
此前对关税的预期复盘
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晚8点官宣,正好是北京时间大年初五迎财神,关税加征选择的微妙时点,似乎寓意今年从上至下的奋斗道路仍然不平坦。好消息是,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加征的要比中国多,未来对欧盟加征可能也大于10%;坏消息是,此前市场乐观认为特朗普攘外必先安内,不急于落地关税的方针,以及上任前中美友好通话引发的只对关键行业征税的预期,统统被证伪。
如果从去年10月开始复盘,这次关税落地,可以视为市场从最开始60%甚至100%的恐慌,逐渐到全年10%,甚至只有部分行业才有关税的乐观,已经走完了一个完整的中美关系上行的波段。
如果从更长久的特朗普行为复盘,“关税1.0”时代从2017年8月正式对华发起301调查开始,到11月特朗普访华时双方把酒言欢,再到转年正式爆发贸易战,特朗普商人式的威胁、谈判、大棒、威胁加码、再谈判的循环非常明显。这次从选前60%乃至100%的威胁,到1月就职前示好,再到当前“不狠的大棒”,如果再参考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乃至欧盟的谈判,与1.0时代的外交逻辑完全一致。
行业影响概述
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2018年后中国持续加速推进一带一路的铺设,外贸无论绝对出口额还是顺差,对美国的依赖程度逐年缩减。其中顺差从2011年巅峰时美国单国顺差大于全部,逐渐降到去年的36%。首先美国对中国施加关税的影响正在减小。
但是贸易额与顺差的下降,也部分来自于关税加征。2018年之前最惠国待遇大约2.3%平均关税,到去年大约20%的水平,但制造业中下游领域,普遍已在30%以上。鉴于已上关税基础,观察对应美国出口的金额及对应国内产业的利润率,可以发现除了酒饮料、采矿等内需为主的产业外,涉及出口的制造业或食品加工业,普遍进入一个薄利多销的内卷状态。
先观察对个体的影响程度。如果简单进行一个减法,即10%关税直接等量影响去年的利润率,理论上对美出口的生意,将进入一个普遍亏损的状态。当然,对美国出口的利润率,在强劲外需的背景下很可能普遍高于内需带来的利润率,如果原有高基础叠加中国采取出口补贴,或许高于5%的食品制造业、医药(此次关税的借口芬太尼)、橡胶塑料、设备、电机、仪器、其他制造业等行业能够继续维持。农副产品加工业、化工、纺织、造纸、矿物制品、计算机通信、汽车等行业,如果内部单元涉及对美出口,极可能受到更高的亏损影响。
再观察影响广度,以对美国出口金额的维度,主要权重项目在化工、塑料、纺织、车辆、杂项,特别HS第16类机电音箱,包含了图2制造业中设备、电机、通信电子等中高端制造业,构成对美国出口的绝对权重。综合来看,关税大棒下,可能对于相对更多依赖出口,及已经利润微薄的化工、纺织、矿石加工(非金属+黑色+有色)、计算机通信(包含手机、半导体、芯片等)、汽车等行业产生更大的就业、内需等衍生影响,而橡胶塑料、电机、其他制造业(杂货、玩具等)也处于风险边缘水平。
美国对墨西哥25%关税的制裁,名义为打击非法移民,但对中国的出海战略也构成直接影响。从数据上,自2018年贸易战以来,中国出海主要方向在墨西哥及东南亚。例如出口额上(HS细分分类没有覆盖到墨西哥),中国对墨西哥与东盟的出口以高于GDP增速的水平(对应需求)快速上升,存在中国货物在当地的供给持续大于需求,提高市占或者转口贸易皆有的战略方向。所以相对于本国10%的关税,接下来如果对东南亚加征25%的关税,可能对出海及转口构成更严重的负面影响。
否极泰来,否极否?
最后根据年前较为乐观的利多预期,市场普遍认为一旦外部负面冲击到来,国内一定出台政策予以对冲,11月大选落地、关税恐慌之后,市场始终相信国内的及时托举。笔者认同上述逻辑,但只有一个疑问,外部负面冲击是否有个量化?对冲的力度怎么去对应?
一种说法,10%关税对应10%的贬值,按照这个逻辑,美元兑人民币对应7.5-7.7(按照7.0做7%-10%的推算)。但是元旦过后,央行反复提及的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明示了中国不会像拉美或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一样,遇到困难以放任汇率贬值的态度,这样虽然对冲了出口不利影响,但是更昂贵的进口成本,等价于加工成本及对外需求,即“国内收入—内需”被关税全盘收割。所以因为关税问题汇率承压,但幅度在敏感时刻及价位基础上反而开始缩小。
另一种说法,关税幅度对应货币宽松幅度,毕竟政治局会议定调了货币适度宽松。可是市场的抢跑,四季度乃至节前的降准降息预期,央行反而坚决予以证伪。偏紧的流动性,也代表央行维稳汇率的决心。反过来讲,当下偏乐观的情绪,央行不值得牺牲汇率强推境内情绪更加乐观。
综合节前央行的举措,节前节中证监会的发言,配合“924”之后国内股市、货币、财政三方面政策的出台节奏及力度,大致看出当前国内以信心提振为主导方向。真金白银的财政端,更加讲究务实及流程正义。如果结合近3年来股市、货币、财政利好政策加码的时点,大力提振市场信心背后隐含的内容,仍是服务高质量转型的大局。
所以关税是否带来全方位的政策加码,大概率将参照市场情绪、产业影响、就业内需三个维度依次建立防线,防线背后继续加速推动核心科技的研发。三道防线,刚好对应股市、货币、财政三大抓手。那么当节后10%关税,市场开始从乐观修正,但仍有谈判预期时,或许利好政策不会立刻加码。加码的时点,参考上一次特朗普500亿到2000亿再威胁,这次启动点可能路径类似。足以掀起新一波趋势的财政加码,或许还需等待最后防线受到考验之时。
最后对于今年中美博弈的节奏,中国处于疫情后化债及高质量转型的第三年,需要一个阶段性成果;美国特朗普对内部的清算,及应对天量的高息债务,首先在于政府支出及人员的大幅优化,关税也是弥补美国逆差的捷径。而缩减仅次于军队的阶级蛋糕,意味着内部失衡风险骤然加大。紧财政衍生的内外压力,天然逼迫特朗普不可能将关税一蹴而就。因此双方谈判必然构成拉扯,时间的拖延也是双方共同的诉求。但是市场情绪的摇摆从来是极致化,所以对于关税的预期,可以参考去年境外对于美国是否深度衰退的摇摆逻辑,当下10%已定,负面情绪或许至少到再威胁时,可能才会达到阶段性的顶点。